“應依法切實保障民辦中小學的招生自主權”

從我國教育發展的現實看，民辦中小學與公辦中小學定位不同。公辦中小學由公共財政保障，定位于為所有適齡者提供公平均衡有質量保障的公共教育服務，是中小學教育的主體和主力軍。而“民辦中小學” 由非公共財政支持，不僅是對公立學校的“補充”，也是為有特殊教育需求的人提供另一種“選擇”。

民辦中小學”的“招生自主”是一種學生和學校之間的“雙向自主選擇”，包括自主確定招生范圍、標準和方式，這既是“受教育者”的合法權益，也是“民辦中小學”的合法權利，更是關乎民辦中小學校的生死存亡，一旦被剝奪，后果不堪設想!

雖然《民辦教育促進法》沒對“民辦學校招生”做出具體規定，但是在總則中規定“民辦學校與公辦學校具有同等的法律地位，國家保障民辦學校的辦學自主權。”原《民促法實施條例》也明確了類似的規定，“民辦學校享有與同級同類公辦學校同等的招生權，可以自主確定招生的范圍、標準和方式......”。

正是因為民辦中小學的“招生自主權”得到了較好的保障，學生與學校之間具有較大的雙向選擇權，自1992年的20多年以來，一批優秀的民辦中小學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然而卻有人認為，一批民辦中小學在擇優學生、教師方面具有的優勢造成對公立學校的沖擊，并擾亂了正常的教育秩序，于是采取各種方式打壓，乃至剝奪民辦中小學的招生自主權。

長此以往，任由這種觀念蔓延，同時一些政策若不及時予以調整，民辦中小學將必將面臨舉步維艱，甚至關門大吉的危險。

《國務院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也提到“中等以下層次民辦學校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在核定的辦學規模內，與當地公辦學校同期面向社會自主招生。各地不得對民辦學校跨區域招生設置障礙。”

司法部辦公廳在2018年8月10日公開發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向全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此條例第三十一條規定，“實施學前教育、學歷教育的民辦學校享有與同級同類公辦學校同等的招生權，可以在審批機關核定的辦學規模內，自主確定招生的范圍、標準和方式，與公辦學校同期招生。”

各地教育行政部門在實際政策執行中，對“與當地公辦學校同期面向社會自主招生”，“自主確定招生的范圍、標準和方式，與公辦學校同期招生”中“同期招生”的精神理解不一，就出現了如同步招生、電腦派位、計劃分配、搖號招生等無視民辦教育招生自主權的亂象。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民辦中小學連招生廣告、招生宣傳活動都不得自主安排時間開展，這顯然限制了民辦中小學的發展，其生存空間更是堪憂。

2018年2月，上海市公布《2018年本市義務教育階段學校招生入學工作的實施意見》提出，實施公辦民辦小學同步招生，明確同步招生包括統一入學信息登記、同步網上報名、同步進行公辦小學第一批驗證和民辦小學面談等環節。

隨后，杭州、廣州、成都、西安、北京等眾多城市也分別出臺了“同步招生”的相關規定，部分地區教育部門甚至提出統籌安排，即“招生時間統一，招生平臺統一，招生標準統一”。

在家長在報名民辦學校的時候實際上就已選擇了“差異化教育”。但正如優質公辦學校不能滿足所有報名學生入學一樣，優質民辦學校也無法滿足所有報名學生的需求。

既然國家政策和法律法規允許民辦中小學提供差異化有特色的選擇性教育，那么就應該既尊重家長的選擇，也允許他們的孩子在未能得到心儀民辦學校錄取時，還有再次選擇其它民辦學校，甚至公辦學校的權利。

如果按照現行的完全“同期招生”，實際上是在變相剝奪家長的“選擇權”，民辦學校差異化辦學的“自主權”也隨之名存實亡。

其次，既無公共財政撥款，又要實現優質的差異化辦學，民辦學校和營利性幼兒園的實際辦學成本只能依靠“學費”收入來實現，這必然造成既希望孩子接受差異化教育，又能交得起學費的家庭比較分散。

所以，幾十年的民辦學校發展史表明大凡優質的民辦學校，特別是國際化學校都是生源覆蓋范圍很廣的寄宿制學校，如果對民辦學校再限制從學區到行政區域的招生范圍，必將從生存空間上置民辦學校于死地，將會導致大量好不容易發展起來的優質民辦學校淪落為平庸，失去差異化的特色，最終走向關門。

為此，有關部門應加強實踐調研，著眼長遠，準確把握民辦中小學存在的社會意義、人才培養價值和發展定位，切實依法保障民辦中小學自主確定招生范圍、標準和方式的招生自主權。

“應高度關注并糾正一些地方對民辦幼兒園的不依法行政罔顧實際的非常行為”

2017年，我國學前教育毛入園率達到79.6%，民辦幼兒園數量占全國幼兒園總數的比例已接近63%，民辦園總量中普惠性民辦園占43%左右。江西、河南、廣東三省的民辦園數量占各省幼兒園總數的比例均在70%以上。

全國普惠性學前教育在園幼兒所占比例超70%。全國有5個省普惠性幼兒園所占比例超過80%，分別為上海、西藏、甘肅、青海和新疆，除上海外，都屬于西部地區，西藏和新疆這一比例都在90%以上。但也5個省普惠性幼兒園所占比例低于50%，分別為天津、海南、吉林、內蒙古和廣西，最低的海南這一比例僅為30.5%。

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提出:“到2020年，全國學前三年毛入園率達到85%，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80%。”

“按照實現普惠目標的要求，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偏低的省份，逐步提高公辦園在園幼兒占比，到2020年全國原則上達到50%，各地可從實際出發確定具體發展目標。積極扶持民辦園提供普惠性服務，規范營利性民辦園發展，滿足家長不同選擇性需求。”

2019年2月2日，教育部和住房城鄉建設部有關司局負責人解讀有關學前教育政策時明確指出:“國家一貫鼓勵支持社會力量辦園”。

2010年國務院下發的《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若干意見》和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下發的《關于學前教育深化改革規范發展的若干意見》都明確提出：要牢牢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堅持公辦民辦并舉，著力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供給。加大政府扶持力度，引導社會力量更多舉辦普惠性民辦園。普惠性幼兒園既包括公辦園，也包括普惠性民辦園。”

要實現黨中央、國務院確定的到2020年普惠性幼兒園覆蓋率(公辦園和普惠性民辦園在園幼兒占比)達到80%的目標，破解“入園難”、“入園貴”問題，必須繼續按照公辦民辦并舉的要求，在大力發展公辦園的同時，積極扶持和引導更多的民辦園提供普惠性服務。

但不是要求所有民辦園都要辦成普惠性民辦園，舉辦者可以選擇辦成營利性幼兒園，滿足家長不同的選擇性需求。

因此，可以肯定地說，民辦園不僅不會退出歷史舞臺，相反，政府還會繼續加大扶持力度，鼓勵社會力量辦園，積極引導和扶持更多的民辦園提供普惠性服務。

2019年1月22日，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開展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的通知》，主要是對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規劃不到位、建設不到位、移交不到位、使用不到位等問題進行治理，非小區配套幼兒園不在這次治理范圍之內。

舉辦者在小區之外其他場所舉辦的幼兒園，可繼續按照國家和地方的規定依法依規辦園，享受相關扶持政策。

盡管中央文件和有關部門的政策解釋非常清楚地表達了“把握公益普惠基本方向，堅持公辦民辦并舉，著力擴大普惠性學前教育資源供給”，以及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的原則、目標和具體要求。

但是，近期在一些地區一些部門為了趕進度、完成指標，出現了不依法行政、不切合實際的非常規行為，造成不良社會影響，也極大地影響了民辦學前教育領域的行業信心。

這些行為主要有：

1.在配套小區幼兒園治理過程中，有的地方不顧民辦園的歷史和現有的辦園實際、合法合同、舉辦者投資等實際，采取簡單粗暴手段，政府單方撕毀合同，或強令作廢已經簽署的合法的辦園協議，對一些正在辦學的民辦幼兒園采用封門等粗暴手段強行收回為公辦園。比如近期在廣東深圳、江蘇徐州豐縣等地均發生了類似事件。2.在現有民辦幼兒園的分類登記和民辦幼兒園的審批許可工作中，實際上禁止營利性幼兒園的審批和登記工作。有的地方為了50%和80%兩個指標，甚至不顧社會需要、不顧老百姓孩子的入園需求，直接停止民辦幼兒園或非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審批許可工作。非營利性和營利性民辦幼兒園的分類管理、分類登記，實際上變成沒有選擇或不可選擇的登記，顯然這是屬于大打折扣地“貫徹”中央關于發展學前教育的精神。3.不能依法依規落實對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財政補貼，甚至對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認定標準、補助標準和有關扶持政策均不完善，影響現有民辦幼兒園轉設為普惠性幼兒園的積極性。有的地方雖有財政補貼標準，但是明顯不顧實際運行成本、標準偏低，甚至長期拖欠應該撥付的財政補貼，影響普惠性民辦幼兒園的正常運轉。比如，在北京這樣教育經費相對充足的地區，有的區縣政府現在就因為財政不足，已經拖欠某一個學前教育機構的普惠園財政補貼400萬元以上。

為此，建議有關部門密切關注實踐動態，緊密聯系實際，一切從實際出發，不折不扣地落實黨中央國務院關于當前發展學前教育的大政方針，依法保障民辦幼兒園的合法權益，以合法的手段引導發揮廣大民辦學前教育機構和各種社會力量，在發展普惠性幼兒園及城鎮小區配套幼兒園治理工作中的積極作用，并及時糾正一些地方對民辦幼兒園的不依法行政罔顧實際的非常規行為。

“應推動各地依法完善現有民辦學校分類登記的政策，細化操作辦法”

2016年11月7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了修改《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決定(以下簡稱修法決定)，為民辦學校分類管理確立了法律依據。

隨后，國務院印發了《關于鼓勵社會力量興辦教育促進民辦教育健康發展的若干意見》(以下簡稱《若干意見》)，教育部會同相關部門印發了《民辦學校分類登記實施細則》、《營利性民辦學校監督管理實施細則》。修法決定和《若干意見》均要求各地要因地制宜制訂配套實施辦法。

截止2019年2月，除黑龍江、福建和新疆三省外，已有28省(市、自治區)印發了地方實施意見。從各省的實施意見看，可以看出，2019-2022年是現有17萬余所民辦學校(含民辦幼兒園，不含培訓機構)進行分類登記的實操時期。任務非常艱巨，各種矛盾也必然凸顯。

在未來3-4年，全國各地要對現有各級各類民辦學校集中完成營利性和非營利性的分類登記。綜觀各省出臺的實施意見和相關政策，普遍存在轉設登記政策不清、具體操作辦法不明的問題。

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對于現有民辦學校申請登記為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舉辦者出資人獲得補償或獎勵的標準與時間的規定，是否依法明確并具有可操作性?二、對于現有民辦學校申請登記為營利性民辦學校的原有學校財產清算、財產權屬確認，以及涉及土地房產的稅費如何繳納?三、對于十二年一貫制民辦學校的義務教育和非義務教育階段如何分割、分類登記?四是如何切實在實踐操作中通過政策引導，體現依法對營利性和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分類管理、公益導向、舉辦者自主選擇、落實差別化扶持政策”，而不是通過行政權力脅迫或模糊營利性民辦學校政策來強硬推進分類登記。為此，建議有關部門一方面應當加強指導和督查各地民辦教育分類管理政策的完善與國家大政方針的準確落地。要求各地既要依照國家法規及時出臺完善相關政策，避免對國家關于民辦教育的政策做選擇性或偏差的落地;另一方面如上述這些實際上是推動現有民辦學校分類登記改革中，需要推動解決的重點和難點問題，在制定新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中應有回應，不能回避。第四，應加快推動明晰國家對營利性民辦學校的稅收政策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并發布修改《民辦教育促進法》的決定已經過去2年多，2022年以前要完成對現有數十萬所各級各類民辦學校的營利性和非營利性分類登記

至今營利性民辦學校執行何種稅收政策?有沒有優惠?優惠到什么程度?這個對于舉辦者如何選擇和地方政府如何實施與監管均屬十分重大、關鍵的重點問題，至今國家有關部門沒有政策也沒有回應，嚴重影響民辦教育分類管理的推進。

《民促法實施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第五十三條提出:“民辦學校享受國家統一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財政部門、稅務部門會同國務院有關行政部門制定。”

民辦學校享受國家統一規定的稅收優惠政策，希望在此次條例的修訂中予以明確：由國務院稅務部門牽頭，制定全國統一的民辦學校稅收政策。由于新修訂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已經明確了非營利性民辦學校的稅收政策，但沒有明確營利性民辦學校的稅收政策。

所以應當進一步明確營利性民辦學校的稅收政策，包括具體的稅種和稅率。以便于各地執行和現有民辦學校依法做出營利性或非營利性的選擇。

“依法舉辦的營利性民辦學校不同于一般的營利性企業，作為一種具有特殊性質的教育企業，為了確保其體現教育的公益性，也應當給予其在稅種和稅率方面的優惠政策。”

為此，建議有關部門盡快明確營利性民辦學校的稅收政策。建議對實施學歷教育和學前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要么只收營業稅免除所得稅，或者對實施學歷教育和學前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所得稅按照高新技術企業或者西部大開發的稅收優惠政策執行。